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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3日 星期

猪蹄膀


□ 杜正涛

编者按:

不论是南国的小城还是北方的乡村,年味氤氲在腊月的炊烟中,也荡漾在年夜饭的欢声笑语里。炒花生、做豆腐、酿米酒、杀年猪,一样样美味,把春节烘托得饱满浓稠。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吃过的美食,至今想来仍有余味;富足的当下,那一场场舌尖上的盛宴,让我们的味蕾留下了对这个美好时代最为香甜绵长的记忆。过年的食物,看似简单,其实用心繁复,它寄托的,是乡愁、是思念、是祝福、是感恩,更是一代代人对年味的殷殷探寻和对传统的虔诚恪守。

在我老家陕西彬县,人们将红烧猪脚叫猪蹄膀。过年了,在郴州工作、生活的我又想起了关于猪蹄膀的往事。

那还是生产队时期,每到过年,队里都会杀猪分给社员。说是分,也要出少量钱的,只不过价格比国营食品店的便宜不少。每次分肉,父亲都会扛一个猪头和一副猪肠子回来,在那人们常年难见油水的年代,这些东西最便宜。选猪头也要看运气,运气好时选的猪头会带一到两寸宽的猪脖子肉。当时,姐姐读高中,大哥读初中,二哥和我读小学,一家六口全靠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靠苜蓿菜、洋槐花等野菜充饥救命。每年过年前,父亲还要东挪西借给我们凑春节后上学的报名费,确实没多余的钱买好肉。但过年没肉也不行,所以,只好买便宜点的猪头、猪肠子。

腊月廿九,父亲将猪头上一寸多长的脖子肉割下来,用烧红的铁丝将猪头里的毛烧干净,用刀和斧头将猪头卸开;将高粱穗的秆子穿进猪肠子,然后将肠子翻过来,放上碱反复揉搓清洗干净,去除腥臭味;最后将猪脖子肉、卸开的猪头、清洗好的肠子放进锅里煮。煮熟后,捞出放在案上,等稍凉一点,父母就将骨头上的肉撕下来,用碗碟装好等过年炒菜及待客用,然后,父母就会叫我们趁热啃骨头。我最小,姐姐哥哥都将肉多的骨头让给我。有一年,听邻居家的小孩说猪蹄膀很好吃,我回家问母亲啥是猪蹄膀,这时,我看到母亲眼中泛出了泪花,她欲言又止的表情令我至今难忘。但日子过得再恓惶,在当时农村孩子不少辍学回家挣工分的情况下,我们姐弟四人都坚持读完了高中,这在我们村里并不多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将机井水渠岸边一块地承包给社员自己来种,规定是除了上缴队里外,剩下的都是农民的。我家在承包地里种了玉米。有一天下午放学后,队里机井抽水抗旱,水从我家玉米地头的水渠流过。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家,我赶紧拿了一个桶跑到水渠边,弯下腰飞快地舀水往地里浇。由于太急,舀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站起来歇气时,发现是邻居的地,又急忙跑到我家地里更加紧张地浇起来。那年秋收时大丰收,我家地里的玉米棒子堆得像小山一样,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第二年春,父亲买了两头小猪,母亲说今年过年就有猪蹄膀吃了。每天,母亲在盆子里拌好猪食,我就将盆子端到猪栏倒在石槽里,两头小猪你争我抢“腾腾腾”不一会儿就吃得干干净净。母亲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放了学打猪草。为了能吃到猪蹄膀,喂猪、打猪草我从没偷过懒。看着小猪一天天长大,我心里可高兴了。过年时,两头猪长得膘肥体壮,卖了一头,杀了一头。母亲专门给我们做了猪蹄膀,这是我第一次吃猪蹄膀,吃了后倒觉得和啃骨头也差不多,那年,我十岁。过完年,每天放学吃饭,我都会吃肉夹馍,我会先将肉片夹在这个馍里放一会儿,等油浸在馍上后,又将肉片取出夹在另一个馍里面,肉夹馍吃得我满嘴流油。母亲笑我是“馋嘴猫”,直到今天,每说起此事,母亲都会笑个不停。1982年,大哥考上大学,父亲说,吃饱了肚子,还能上大学,多亏邓小平啊!

再后来,实行大包干,乡亲们再也不愁吃的了。那几年,村子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过年时,几乎每家都会杀猪,猪蹄膀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腊月廿四前后,杀猪师傅忙得不可开交,在东家还没忙完,西家就有人来叫了。

1990年,我也考上了大学,家里也不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了,猪蹄膀也成了餐桌上的家常菜。前些年,村里组织老人去北京旅游,父亲也去了,看到北京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回来他说,共产党真把日子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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