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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7日 星期

郴山为谁游,郴江为谁渡
——苏仙岭“三绝碑”揭秘
《郴州淮海贴》收录“三绝碑”拓本

□ 萧落落

“三绝”献疑

苏仙岭“三绝碑”因“少游词、苏轼语、米芾字”闻名全国。不过,近年来围绕“三绝”的争议越来越多,以致“少游词、苏轼语、米芾字”成为“三疑”。

“少游异词”之争自古有之,“三绝碑”版《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与《淮海集》通行本有“无寻处”“斜阳暮”“幸自”之差。其中秦观女婿范温《潜溪诗眼》所记与黄庭坚探讨“斜阳暮”意重问题成为公案:“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也无害。’余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由此,评论家多引刘禹锡“乌衣巷口夕阳斜”等名句称“斜阳暮”并非意重。有人亲见“斜阳暮”为后改:如宋人王楙《野客丛书》称米芾所书为“斜阳曙”,张义端《贵耳集》称“尝见少游真本乃‘斜阳树’,后避庙讳,故改定耳”。也有人说郴州版乃“斜阳暮”改后:如明人张綖刻《淮海居士长短句》称“黄山谷惜此词‘斜阳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郴志》遂作‘斜阳度’。”明代文学家徐渭纠正说,他所见郴志(万历《郴州志》)“已从《淮海集》改正,而不知石刻作‘残阳树’”。若“残阳树”为“斜阳暮”改后,则“少游词”并非少游原创。即便“斜阳暮”为改后,郴版“残阳树”亦不同于宋人“亲见”。

当今,更多的怀疑集中于“三绝碑”书法风格。如2018年蒋力发表于《北京晚报》的《苏仙岭上“三绝碑”》称其“像硬笔书法,与米风小有差距”。2010年刘专可发表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的《苏仙岭三绝碑探秘》认为米芾书法与“三绝碑”字迹迥异,并推断改词、书写皆为范温。而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之《启功丛稿·题跋卷》称:“(三绝碑)无论其用笔结字之谬,其不避嫌名‘树’字,亦决非治平以后之人所敢书”,使得“斜阳暮”意重案疑上加疑。

米芾书“秦少游辞,东坡居士酷爱之,云:‘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已得宋僧释惠洪著《冷斋夜话》“东坡绝爱尾两句,自收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印证,“苏轼语”于史无疑。不过,民国学者王维国对苏轼独爱“尾两句”颇有微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尤为皮相(注:肤浅)。”

有人说秦少游与长沙女子文娟以身相许,“郴江幸自绕郴江,为谁流下潇湘去”切合郴州、长沙两地,乃是情诗。宋人洪迈之《容斋四笔》则说荒唐:“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清人胡万本作“游苏仙岭集三绝碑字”附刻于“三绝碑”旁:“郴山为谁游?郴江为谁渡?雾里杜鹃声,寄恨知何处。花残春去矣,望断数重树”,索问少游词意,浑然天成。

“三绝”释疑

“三绝碑”下方有南宋咸淳丙寅(1266年)郴州知军邹恭跋刻:“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素号三绝碑。骚人词客得之宝惜。余来守是邦,首访旧刻,把玩不置……乃命工以其词镌之石壁,当与此景同传不朽云……”说明当时已有“三绝碑”旧刻。乾道己丑(1169年)宋代宰相周必大《跋米元章书秦少游词》亦证:“借眼前之景而含万里不尽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词此字所以传世。”周必大曾在安仁玉峰书院读书,又有“子到同吟仙井橘,公馀趁赏北湖莲”之句,可能在郴州见过米芾墨本或碑刻。2018年杜昭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之论文《是“残阳树”还是“斜阳暮”》认为:“米芾书写秦词的历史事实是不成问题的。”

对“三绝碑”的欣赏,最早见于1946年刘梦秋发表于《宇宙风》的《郴县游记》,称其“笔力遒劲,活像无数的蛇在斗架”。为何时至当代,怀疑者渐多?这与“三绝碑”加深失真有关。据《湖湘历代书法选集·综合卷》记载:“碑文1959年加深一次,弄坏二字……”加深之后,字迹颤抖扭曲,笔锋全无,难怪像“硬笔书法”。弄坏的字,仍见翻刻的新碑将“少游词”刻作“少游辞”。今距离白鹿洞约百米的老“三绝碑”仍是翻刻,民国刘梦秋曾记遇白衣青年指点“原迹在上面,这是后代翻刻下来的”,上面却是“苔藓斑斓,已瞧不出半点痕迹了”。明《(万历)郴州志》载:“(秦观)曾作《踏莎行》《阮郎归》二词,刻于白鹿洞石顶上。”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将白鹿洞扩建为防空洞,最早的“三绝碑”已销声匿迹。

后世翻刻、加深致使“米芾书”失真已无法逆转,但不影响其文献价值。“米芾书”保存了“郴江本自绕郴山”这一异词孤本,以此推测苏轼改词,顺理成章:“苏门四学士”之一秦少游深得苏轼赏识力荐,又因“影从苏轼”罪坐“元祐党籍”牵连同贬。苏轼看懂了少游词,故“绝爱尾两句”。于苏轼而言,少游并非一定要围着他转,只是机缘巧合,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故改“本”为“幸”。正如邓廷桢《砚斋词话》所记:“东坡读之叹曰:‘吾负斯人’”,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老师改学生的作品理所当然,故难见载,同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却因修改老师的诗作而闻名。张耒在《明道杂志》中提到,苏轼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庭坚见了提笔便改成了“初日头”,苏轼知道后却说:“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在“斜阳暮”意重之争中,范温始终维护苏轼所改,“残阳树”若是再改的结果,必被范温自著的《潜溪诗眼》记下,何必仿冒米书?

“三绝”除疑

长期以来,苏仙岭“三绝碑”被打上“疑伪”标签,或默默无闻,或饱受争议。明代,受《淮海集》通行本的影响,认定“三绝碑”异词乃“斜阳暮”意重之争后的擅改,使得《(万历)郴州志》收录的“少游词”按照通行本改过,且不记“米芾书”。

“三绝碑”大放异彩,始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郴州知州胡钧邀请石刻名家胡万本对白鹿洞摩崖石刻进行搜剔式整理。胡钧,字竹安,病逝于郴州任上。邓显鹤所撰《南村草堂诗钞》赞其“收藏金石文字至富”。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钧在湖南久,声气甚广,宦囊所入,多赠游士与同僚之困乏者。及卒,行李萧然,唯书画琴砚一箧而已。”石刻家胡万本,字湘林。曾国藩延之为幕府,赞曰:“宁乡胡君湘林万本……老年眼明,双钩刻石,其速如飞,亦一奇也……”

1956年,“三绝碑”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3月,毛泽东接见当时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时提起“三绝碑”,续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观“三绝碑”有感,再填《踏莎行》新词,令国人瞩目。遗憾的是不久即遇文革,有人亲见“三绝碑”被石灰掩盖。现在看到的“三绝碑”已不能复初,只有寻找最早拓本,才能一睹真容。其中,1990年全国第三次秦少游学术研讨会收入《郴州淮海贴》的“三绝碑”拓本,无加深刻坏痕迹,米芾书风依稀可辨。

如今,苏仙岭摩崖石刻群已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三绝碑”作为摩崖石刻精品,仍是观摩首选。在保护原碑的基础上,依据拓本文献择址重刻,恢复“三绝碑”往日风采,阐释少游词意“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消除游客及学者的疑虑,有助于树立郴州良好的旅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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